,所长觉得可以帮我办,因为他和交警那块很熟,但需要我付出一点代价。”
“您也知道,那会我已经很着急,看到他同意了就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…对方当天便让我去派出所对面的烟酒店买六条和天下、两箱茅台,叫我只管付钱就行,其他的不要管。”
王成听到这,大概明白了,在基层,这类情况听曾经说过一些。这些人用看似高明的手段索贿,指望不被发现,其实早都是玩烂了的招数。
“那个烟酒店的东西比别处都贵50%,那老板和我说,你只管买,付了钱就行,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。第一次我付了五万。”
“之后他们又多次通知我去给他们吃饭买单、夜总会买单,前前后后又买了十几万。再后来,我的案子果然一直没消息,但军队政审的时候,发现案子已经到了公安平台,删不掉了;而且现在检察院通知我疫情放开了,案子走程序到他们那了。”
“再找他们,他们不认账了;我去找那个烟酒店的老板,他也不认账了。”
…
王成明白怎么回事了,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有点常见。人们总是觉得自己认识的几个干部能办这、能办那,说到底对体制的了解还停留在八九十年代,觉得体制内的人无所不能。而且固执地认为哪怕朋友自己不能,也能找到能办成的人。所以,一些干部抓住这个信息不对称的特点,就用概率学说去“骗钱”。
因为很多体制内的规矩,老百姓没有渠道去了解,做不到信息的与时俱进,因此造成了信息壁垒、信息落后。这能理解,不怪一些群众。
那什么叫概率学说呢?一些家长愿意花高价去消除案底,说到底是为了孩子,但往往没几个孩子能走到需要政审那一步。这些不法分子就赌这个概率,只要普通人不用到这个,那他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案底,自然也就不会知道案底消没消除?
这就像一些培训保过班一样:一次性收十个学生,只要有一个考生过了,那就赚了,哪怕退其他考生的钱。
这几年酒驾抓了很多人,不少人花高价去找人销案底、想着判缓刑;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都被诓了,因为案子只要一进入警务综合平台,就不是一个所谓的所长、县局长、哪怕市局长能办成的了。全省也只有一个人能够有权限修改警综平台的记录——副省长、公安厅长。
而有一些最后成功判缓刑的案子,并不是你找的人起作用,也许案子本身就符合判缓刑的条件,找的人除了给你心理安慰,并没有任何作用。
王成看了眼眼前这个男人,说:“你酒驾不对啊,之后怎么处理你都要接受,可不敢闹事儿了啊,男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…再说社会上查酒驾都查多少年了?你怎么还抱有侥幸的心理?”
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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