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点我非常清楚。但他葫芦里究竟卖什么样的药，我也茫然无知。

　　乡人大主席是乡党委成员之一，书记不在家，他就有责任接管行政事务。我和柳红艳一起去找人大主席，人大主席朱士珍对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惊讶，听完我们的汇报后双手一摊，说自己正在忙乡政府人大换届大会，抽不出时间。

　　我原来就听说朱士珍一直想做书记，他跟柳权从来都是面和心不合。如果柳权在今年的换届中还占着这个位置，他就只能平调到县里某某局，谋一份闲职养老，政治前途从此烟消云散。

　　朱士珍也是当初强烈反对干部拉赞助的主要人物，只是敌不住柳权的强硬，只好硬着头皮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赞助，也是至今还没有完成赞助任务的干部之一。

　　朱士珍的态度很明显地告诉我们，他不想趟这趟浑水。

　　我们垂头丧气从他办公室出来，他不管，我们不能不管。如果这些干部真的跑到县里去告状，影响不会小。

　　赞助的事，迟早会出事。我其实早在柳权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清楚了，我也曾经试着与他讨论过，钱不够可以找政府，如果强行拉赞助，一出事就不会是经济问题，会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。柳权的态度是九头牛都无法拉回的坚定，苏西乡通电的事是压在他身上十几年的心病，现在决心下了，即使前面是个地雷阵，他也要去滚一滚。

　　办法还没想出来，县里来电话了，询问干部在县里闹事的原因，说刘县长很光火，在常委会上点名批评了苏西乡的做法，并要派一个调查组来乡里，全面调查了解赞助一事。

　　我在电话里将情况汇报了一遍，表示赞助都是自愿的，没有出现强行的情况。何况，苏西乡通电心愿，不是几个人要搞政绩，而是苏西乡四千多号乡亲的心愿。

　　县里对我的辩解丝毫不为所动，要我准备一份报告，详细把这次赞助事件的起因、过程、结果写清楚，特别是拉了多少赞助，都是谁赞助的要搞清楚。

　　柳红艳急得要哭，嘴唇上冒出了水泡。

　　几个副书记和副乡长看到我就躲避，生怕我拉着他们生事。倒是朱士珍，来了几回，关切地对我问寒问暖，提醒我说，组织不会冤枉好人，但组织绝对不会允许超越组织原则。

　　他的话我多少明白一点意思，他的为人我现在也了解了一点，所以我谦恭地请教说：“朱主席，您看这个报告怎么样写？”

　　朱士珍背着手在我房间踱了几步，沉吟半响说：“赞助这个事，不是乡党委的决定。也就是说，不是组织决定。既然不是组织决定，那就是个人行为。组织不会为个人行为承担责任。这个你明白么？”

　　我摇摇头，我不是不明白，谁说这个不是组织决定了？事成了，是组织决定，出事了，是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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